沈伟东
读杨智华长篇小说《玉貔貅》,犹如展开铜川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和煤矿数十年的社会生活长卷。我沿着文字的线索回到几十年前黄土高原里的村庄和矿山,遇见一群个性鲜明的人物。黄土高原的气息随着作者浑朴厚实却细致入微的文笔扑面而来。
《玉貔貅》写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铜川农村和煤矿的生活,全景式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生活场景。作者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写人物命运的变化,通过人物命运的变化,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社会氛围,还原这样一个地域的历史细节。从这个角度看这部小说,《玉貔貅》继承了陕西文学现实主义传统,又对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有所突破。这一突破在于小说既立足于对现实生活穷形尽相的摹写,让那个时代的记忆浮现在文字之中,又在这样的描摹之中写出了人物命运起伏中涌动的对道义的敬畏,通过人物的刻画、故事的铺陈,写出人物的命运和那个时代群体的精神状态。
作者善于应用细节描写还原上世纪九十年代关中北部的乡村和矿山的生活场景。读这部长篇小说,大量的人物生活细节让读者回到当时的场景,犹如看一部电视连续剧。关中北部地区农村和矿区进入作家创作视阈,在当代文学中尚不多见。在小说里,作者全景式描写了那个时代农村青年的婚恋习俗。林金虎与邢玉侠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也门当户对,林金虎去参军,两个年轻人订了婚。林金虎与邢玉侠的婚恋之花植根于社会现实的土壤里,单纯、美好。而这样的婚恋,面对现实的风雨冲击却没有抵抗力,瞬间凋零。作者对这段婚恋的描写平静客观,通过故事的铺陈塑造出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的心理、行为,又从微小之处让读者看到那个时代的俗世风貌。例如对邢家的描写:邢家是关中北部农村的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家庭,一家四口,父亲粗暴贪鄙,母亲善良无助,资质普通的儿子,容貌秀丽性格软弱的女儿。这样的一家人,长期的贫困生活的挤压下,扭曲了亲情。为了挣脱贫困的枷锁,解决儿子的婚姻和工作问题,父亲不惜牺牲女儿的幸福。乡村世界的公序良俗对人的约束,小说中,在现实的利益面前显得日渐孱弱。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作者对乡村、矿山场景的描写。
这些描写如白描,不动声色,写出了村庄的复杂无序,人物心理的微妙波动。村人的目光显得如此残酷。文字之中潜流着乡村的冷漠、麻木的集体无意识情绪,让林家父子内心波澜起伏。此外,在小说中,无良媒婆的纵横捭阖,悲情婚礼的极尽铺张,农家生活的窘迫无奈,官商结合的勾心斗角,创业致富的艰辛劳苦,血缘裙带的勾连拉扯,婚姻之外的性欲诱惑,地痞流氓的凶恶任性,市管人员的胡作非为,同时,一股强大的正能量也充盈始终,各级官员扶贫济困的担当作为,公安干警除暴安良的侠肝义胆,脱贫致富的激情活力,使人振奋,令人欣慰。这些沉浮在俗世生活里的琐碎细节,重构了那个时代的斑驳陆离的文学镜像。
作者的语言具有浓厚的关中北部的乡土气息,浑然天成,生动鲜活,显示了作者独特的具有地域特色和生活气息的小说语言风格。比如作者在对媒婆皮三娘的描写中,人物语言呈现出生动的粗鄙,和这一人物形象相得益彰。
“把尻子拌两半拧着就走了”“三六九,朝前走,图个吉利”“你这人,还真张得开口,财迷转向嘛”“我这人办事直来直去,就刀下见菜”这些具有地方风味的语言描写,老于世故油滑诡诈的关中北部农村的媒婆形象如在眼前。“邢友贵祖辈庄户人,何曾见过如此荣耀,得意之状溢于言表。便笨狗扎个狼狗势,出门走路旱烟袋斜挂嘴角,双手背后,挺胸悠步,脸色庄严,见人爱理不理,把老太爷的架子着实端起来了。”“邢友贵心里窝火,又不便争究,就干脆现编唱词,后了几句乱弹:我要发,你眼红,气死你个老王八——”农村久受压抑的小人物乍然得志的轻薄形象跃然纸上。
具有关中北部地方色彩的语言在这部长篇小说中随处可见,读来趣味横生。如果用关中渭北地区的方言来播诵这部长篇小说,可能会让人体会到更多有趣的人物性格和微妙的情感变化。
作者通过讲述故事写出人物命运,继承了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优长,又善于通过多种现代小说的描写方式,更为生动饱满地写出故事外壳里的人物情绪、时代特点。这使这部长篇小说具有多重解读的可能性和丰富性。小说以林金虎、邢玉侠、聂玉魁的婚恋情仇为主线,以林家父子摆脱贫困的命运变迁、聂玉魁的发迹浮沉以及黄爱仁与赵梦娇的情感纠葛为副线,小说的主要人物具有传奇性和复杂性。刻画得非常成功的人物有林金虎、杨邦义、牛耕奇、聂玉魁、林金豹、邢友贵、邢玉侠、赵梦娇、白玉儿、皮三娘,等等。这些人物的描写作者能够抓住人物性格、社会环境、情节推进来写,注重人性本质的挖掘,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一来,小说人物就从文字之间活起来。
能够应用具有较高辨识性的小说语言写出特定的历史场景、特定社会背景下人物性格和人物命运,真实地描写一个社会生活状态,反映一个时代的面貌,是很多长篇小说都能做到的。而作为一部成功的有生命力的长篇小说,还必须对这样的社会生活状态和时代面貌做出价值判断,写出世道人心,探索出浮在生活表象之下的人性,并让阅读者看到未来,体会到那个时代人心的向往和期盼。长篇小说《玉貔貅》做到了这一点。在文体上,这部长篇小说注重情节推进的前后相续引人入胜,人物的故事情节之曲折动人令人拍案惊奇,带有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影响。然而与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不同的是,在人物塑造上,这部长篇小说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写出了小说所表现的世道人心的深层次原因。长篇小说《玉貔貅》突破了传统小说以故事情节取胜的藩篱,表现出特定社会环境下人物个体的局限和挣扎,而非简单的对人物标签化的价值判断——这使得这部小说有了更高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还是以聂玉魁这一人物为例,在小说中,聂玉魁是粗鄙贪婪淫乱的暴发户形象。他是小说里一众人物受到伤害的根源。这样一个人物,作者在描写中,却也收放自如,写出这一人物“作恶”和“能够作恶”的复杂性。聂玉魁这一人物的性格形成有其身世的原因,也有激烈变革时代大环境的原因。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大环境下,聂玉魁凭着他机巧的秉性攀附权贵,具有运筹的能力和魄力,在特定的时代经济运作中顺风顺水。同时,这又是一个心机重,欲望多的暴发户。
聂玉魁对邢玉侠的感情,是性暴力,是占有。这种暴力和占有,对女性并无怜惜和爱。这样的性暴力在聂玉魁心里并不是大不了的罪恶,也有足够的底气:他“家财万贯”,法院、公安局,都能摆平。小说把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写了出来,经济在发展,社会精神状态没有跟上经济快速发展而提升,社会环境也浮动着陈腐丑恶的雾霾。作者写出了这样的社会环境,也写出了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物的沉浮和挣扎。这就是传统章回小说中善恶两派的博弈描写的模式。可贵的是,《玉貔貅》在写善恶两派博弈斗争的过程中,写出了人物的性格和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善良道义最终战胜了邪恶的暴行,但这样的“战胜”本身又是曲折的,充满艰辛的,也是复杂多变的。众多人物在时代大潮中沉浮。俗世生活庸常而琐碎,带有灰色的麻木、冷漠的表情,而正因为如此,小说人物内心深处善良的、向上的、带有精神追求的渴望才如此可贵;小说人物在俗世生活中对美、对爱、对自由、对正义的追求才如此令人产生更多共鸣。
这部长篇小说通过人物塑造,细节描写,还原场景,以文学记录一个时代。在小说里,作者几句话就能摹画出一个生动的人物形象;一段文字就能把一幅苍凉的渭北农村风景展现在读者面前;也能以寥寥几行字写出场景背后蕴含的人物情绪的波动。在语言上,作者能够贴着人物的性格、所处环境来写,写出人物和情节、情感内在的关系。这样对人物情感、环境风物的描写,通过无数带有温度的细节影像,写出了小说主人公的命运,也从而写出了时代的变迁。
值得我们阅读时关注的是,对那时风物,那时社会环境,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既沉浸其中,表现于纸上;作家又保持着审视、反思的距离,通过这部长篇小说,作者思考了关中北部农村和煤矿那个时代的“罪与罚”。这有小说描写的众多人物的性格、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的因素复原的历史语境,又有更深层次的探索:探索群体生命真相,追问之所以成为“这样”的原因,辨析人物的内心,从而拷问我们自己:什么是生命中值得珍惜和追求的,真正美的、善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许这是作家超越文学之上的追求。值得高兴的是,我从这部小说的阅读里,感受到了作者的文学追求和更高层次的社会价值追求。
这部长篇小说开创了新时期铜川文学的长卷式反映一个时代变迁的长篇小说新境界,具有史诗般的厚重和辽阔。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长篇小说亦为陕西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