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航总医院急诊科，吴靖摄
为什么血案发生在急诊科？
杨文的好友张力（化名），现在依旧处于情绪崩溃的状态中：孙某氏本有可能转入医院的肿瘤科，如果能转，也许杨文不会失去生命。
一般而言，像孙某氏这类高龄、全身多并发症的晚期癌症患者，在医保和医院考核机制的双重紧箍咒下，是各大医院的“烫手山芋”。孙某氏使用的是北京城镇居民医保，到了年底，各大医院担忧医保额度被用完，在住院病人的选择上极其谨慎。
像孙某氏这种明显可能极大占用医保额度、治疗希望渺茫的病人，医院住院部往往不愿接收。即使接收这样的病人，住院天数也限制在15天内。一些患者被称为“候鸟病人”，辗转于各大医院的住院部。（详见八点健闻一位89岁老人的最后44天）
而一部分无法“住院”的病人，往往会被送到医院急诊科。这家医院不接收的住院病人，也是先转到下一家医院的急诊科，由急诊科再转到住院科室。急诊科，由此承载了医患关系的不可承受之重。
具体到民航总医院，这家医院虽然是三甲，但救治疑难杂症的能力有限。而一位身患多种并发症的晚期癌症高龄患者，治疗过程中充满风险。尤其是家属情绪极端，总是干预医生治疗，又对治疗结果抱有不切实际幻想。加之肿瘤科床位一直比较紧张，才让孙某氏在急诊科的重症监护室呆了20多天。其间，急诊科曾向家属提出转院建议，家属均不采纳。
但即使转入肿瘤科或者其它医院，万一病人死亡，那么，受害的可能不是杨文，也可能是其他医生。只不过，急诊科在这一系列的规则背后，成为承担风险最高的科室，而杨文医生，成为这一风险中，全部后果的承担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