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一定要在新一轮发展中蹚出一条发展和崛起之路

记者 璩勇 实习记者 罗伟 陈楚珺整理

2019年7月19日，受安康市委邀请赴安康调研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教授，在《安康讲坛》为安康各级干部进行专题讲座，就安康绿色崛起提供高端理念、高端智慧和高端方案。

刘守英教授的讲座引起在座干部强烈反响，掌声雷动。时隔三月，我们依据录音整理并经讲者本人审定，摘选部分内容，希望这些内容有助于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和基层指战员在经济建设这个战场上看得更远些，有助于我们在产业发展和招商引资等方面想得更全一些。同时，我们还希望安康的企业家和经营者也能够从中得到启发，在谋划新项目时能够更科学，在企业发展上能够更稳健一点。由此，各方形成合力推动安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下是摘刊的讲座内容：

后发地区模仿沿海地区的走法是走不通的

非常高兴与我们安康的同志们谈一下我个人的想法。昨天跑了一天，看到的发展情况比想象的要振奋。我是八十年代从上海骑自行车来过陕西，但是安康这边没走过。安康处在秦岭和大巴山交界的这样一个地方，要冲出这两座大山真是很不容易。昨天看了我们的创业空间、招商引资、富硒产业等等项目，感觉这个地方还是有很多的路可以走。

今天主要交流三个方面：一是当前经济形势。我在北京接触了很多从地方来的同志，包括县一级的甚至乡镇一级的，这些地方做工作的同志觉得原来很多方法现在都不管用了。另外还有国际形势，我有时候开玩笑，中美的贸易问题，有时候我们在地方的干部比在北京的还关心，这也是少有的。说明我们中国现在正面临一场完全不一样的变局。所以我第一个部分讲怎么看待这个变局；第二部分，这些年我们跑了很多地方，包括西部，尤其是西南的很多地方。对于中国来讲，在这场大变局下，东南沿海地区是一个走法，但是中西部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应该是另外一条路。然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很多后发地区基本是在模仿沿海地区。所以我第二个观点就是讲，现在很多后发地区模仿沿海地区的走法是走不通的；第三个就是结合两天的调研，结合我们来安康看的园区、主导产业，以及结合其他地方的调研，谈自己一点看法和建议。

围绕一个事做，提高产品关联度

从世界范围看，所有各个国家出口并进入贸易市场的产品，结构就像一个森林。一个一个点就是各个国家的产品，越是发达的国家，产品越是往中间位置布局；越是不发达的国家，你的产品越是摆在森林的两边。越是在中间，产品空间越密，关联度就越高，空间越密，越容易产生关系。就像那个猴子一样，在森林里空间越密的地方，猴子从这个树上跳到另外一个树上就越容易。

这个给我们一个什么启发呢？就是在我们中国，通过过去40年竞争，越来越从两端往中间走近，我们已经开始走进全球产品的中间段。这样的现象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就是在安康我们新一轮的招商引资该怎么走。

首先要高度肯定目前安康整个园区建设的思路是对的。对在哪？不是在整个安康地区全面开花，而是将园区比较集中在安康最适合发展的区域。同时，通过建设飞地经济，下面的县也参与进来，分享到财政、税收的好处，这样就不会在地方上去破坏资源。安康未来的园区建设上要坚持这一点。

第二件事就是说招什么商引什么资？我原来是非常反对后发地区也就是西部地区从发达地区招商引资，招的都是低端产业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但是我昨天看了后觉得非常新奇，我看到的都是沿海地区已经升级到第二或者第三的产业，完全抛开了纯劳动或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和破坏生态的产业。这就应该是我们招商的重点。

当然沿海地区，例如佛山地区的制造业发展，他们也还是在抄袭，但是是在抄世界先进地区，直接向欧美制造高地学习，他们转移过来的这些产业，都已经升级过的，这样沿海地区未来会形成几个主要的具有全球性的世界先进制造企业。未来我们高新区的园区发展，能不能作他们的中下游。成为世界制造基地的中下游？

第三点就是在我们高新区以外的区域，做我们农耕、安置剩余劳动力的产业。比如在一个镇上，做比较劳动密集型的，就像毛绒玩具，用它来解决了我们当地的就业。但是这些企业也应该是进行过升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开始专业化。同时坚决杜绝污染性、破坏生态的企业。

最后我们的招商引资一定要有整体设计，不是东打一榔头、西打一耙子的。我们要对整个产业布局做一个好的规划，核心是提高产业的产品增加值；这个产品增加值是什么，就是通过我们整个安康企业与企业之间产品的关联提升来降低单打独斗的成本，就是围绕一个事做目标就是提高产品的关联度。总之，在整个招商引资过程中时刻要考虑整个产品关联度，考虑产品空间优化，考虑产业比较优势，使安康的工业化在未来在西部独树一帜。

安康的朋友琢磨琢磨，能不能把单位面积产值从几千提高到一万

第二件事就是在乡村主导产业的选择。我昨天去了紫阳，不客气地讲，我们有了富硒、有了茶，但是还没有形成主导产业。其原因就是我们富硒还仅仅是一个天然优势，仅仅做加工。紫阳的富硒还没有形成主导产业，和贵州的茶产业相比来说还不够，扶贫空间的大数据是一个变化，但是还是不够。让我来说，一个县主导产业的选择不能超过三个。对一个县来说，没有那么多人力来做之前，你先选一个产业来做，这个产业一定是在你这个地方最有优势的。在整个县域之间的竞争，比的就是独特性，下一步中国的竞争也是比独特性，柑橘独特性选一个最基础的产业来做；第二就是千万不要规划在前、市场在后。我看到全国很多地方，尤其是后发地区，在考虑产业推进过程中政府不考虑市场的作用，就是在那边做规划；第三就是政府主导产业要注意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先小区域示范。选择小区域去，做好了再推广，推广以后看到效果了，再大规模推开。农业产业是要规模化发展的，但是农业规模不是一下就能做起来的。在整个农业发展过程中，要把传统小农变成现代小农，要注重培训，让农民能够跟着市场走。当然我们还需要更好进行市场建设。主导产业的选择必须持之以恒，选中了一个产业就一直做，坚持下来的产业都能做成，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换一任书记就换一个产业，这是不行的。

对我们安康来讲，发展主导产业要有工业化的思维。仅仅简单地扩大规模不行，资本进来也不行，农业工业化要在生产要素上组合上下功夫。农业竞争力靠的不是简单地制造和加工过程，靠的是提高单位面积产值。中国是一个缺土少地的国家，全国各地搞出名堂的都是靠提高单位面积产值。例如，山东寿光的农业为什么能够做到全国最大呢？关键一条就是单位产出的回报是安康几十倍。第二个例子就是海鲜农场，也是提高单位产出，就是每一个海鲜农场分四层，每一层是5000-6000块，加一起就是2万多块钱，一个农户如果有3-4亩的海鲜农场，他的收益是多少？第三例子是生态循环农业，就是提高单位回报生产率，多次循环利用，比如养蚕和养鱼组合，生态循环农业系统产出就更高。整个农业的真正秘诀在于利用技术把单位面积产出提高。我们安康不是做茶吗？安康的朋友就琢磨琢磨，能不能把产值从几千提高到一万？

最后就是乡村振兴。必须要给大家讲一下，乡村振兴各地搞的如火如荼，如果搞得不好会成为形象工程。乡村振兴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是顺序问题。很多地方往往都是先从村子搞起，把村子建得很漂亮。但是，村子再漂亮没有用，因为需要经济支撑。群众返乡创业在村里呆不住，乡村振兴是要把村里的人留下来，把外面的人也吸引进来。要把核心弄清楚，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丽水市的松阳县，这是浙江的一个后发地区，类似安康在陕西的地位，这个地方如果要完全搞园区工业化进程，这个地区就会搞死，但是这个地方路子在哪呢？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松阳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她找了自己独特的价值。松阳选择首先搞产业，围绕三件事去做第一就是茶，做到100万亩；第二就是做县域旅游，想各种方法去做。松阳有一个微信公众号，每天点击量都是过万；第三就是乡村的乡土工业搞起来了。举一个例子，在他们的村里建了一个红糖工坊。有了茶产业，有了旅游产业，很多人就会去乡村转，这个红糖工坊一年就卖了300万。实际上就是说，传统乡村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就是利用传统技术加上现代方式，例如村庄中文化产业没有那么高档，就是把这些村庄的房子通过标准化搞得卫生干净一些，民宿也就是保留乡村的原貌。但是背后是什么，就是乡村振兴的顺序是先要活业，活业才能活人，活人才能活村。村庄一定要开放，村庄要改变，一定是要纳人。

对我们安康来说，第一要谋划，不能简单地模仿，那个路一去不复返。安康要找到自己的路。农业是要搞，工业化也是要搞，但是要搞精细化；第二就是怎么搞农业主导产业，各区县一定找好各自的道路；第三就是乡村振兴千万不要偷懒，我们在新一轮发展当中不要掉队，这个机会丢了是找不回来的。安康一定要在新一轮发展当中找出自己的路，蹚出一条发展和崛起之路。

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政治局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31次集体学习土地问题讲解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原国土部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协调人；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农村部副部长，中国经济时报社长、总编辑。兼任中国城乡发展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农村产权学会副会长、贵州省湄潭县农村改革总顾问，参与南海、义乌、泸县、余江等地改革试验。研究领域为土地制度与发展、制造业转型升级、城乡互动以及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等，曾先后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经系与土地研究中心及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担任访问学者，并赴牛津大学、MIT、世界银行、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等世界知名学术机构进行学术演讲和交流。近五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攻关项目各一项，其余国际级、省部级、地方政府资助项目30余项；翻译著作主要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等，近年出版有影响的专著《中国土地政策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与转变发展方式》、《直面中国土地问题》、《中国土地问题调查：土地权利的底层视角》、《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等；在《World Development》、《Cities》、《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ChinaWorld Economy》、《China Economic Journal》、《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新华文摘》、《求是》、《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