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日，是文文第五年忌日。
5年前的6月11日，年仅17岁的衢州少女文文因脑部胶质瘤离开人世。妈妈无偿捐献了她的心脏、肾脏、肝脏和眼角膜。
今年3月，文文心脏的受捐者——67岁的吴女士记录下心脏跳动的声音，来纪念文文姑娘的另一种存在。通过浙江省红十字会和钱江晚报，吴女士向文文的家人表达无限的感谢（详见本报3月28日A14版《听，这心跳的声音，是你的，也是我的》）。
近日，钱江晚报记者采访了两位妈妈，她们都做出了捐献子女器官的义举，在浙江省都是比较早的，她们经受了什么？
当年义举被村民误解
她们选择宽容和离开
过去的5年，文文妈妈徐萌仙和她的家人承受了太多压力——指责、谩骂、猜疑。
器官捐献在中国的普及远不如欧美国家，当传统的入土为安的观念和器官捐献相碰撞时，激烈的冲突在那些早期捐献者家属身上体现得最明显。
除了文文妈妈，浙江省第11例捐献器官者的妈妈吴秀叶，也经受了莫大的压力。吴秀叶是永康人，她的女儿在2011年11月5日去世，只有21岁。也是妈妈选择捐出女儿的两个肾脏、一个肝脏，帮助了三个在死亡边缘的陌生人。
这两位母亲的爱心抉择，却被长年误解。为何两位妈妈做出这样的决定？
钱报记者采访时，徐萌仙说，“我在单位里打扫卫生，偶尔会看看桌上的报纸，有一次看到一个江西的小孩去世，他的爸爸把他的器官捐了，我当时哭了。”
从那时候起，器官捐献就像一颗种子，种进了徐萌仙的大脑。
“女儿18岁的时候和同学逛街，看到路边有献血车，就献了血，还打电话很高兴地和我说，她的血特别好。”吴秀叶说，当时她听到这就急了，“小孩子的血这么宝贵，你怎么能献掉啊？快点回家补一补。”
女儿不以为然地回答她：“献血有什么宝贵不宝贵的，都是帮助别人，电视上还有人捐献器官，要是我以后有什么意外，你也要帮我捐掉。”
一个是遵从了内心的声音，一个是为了完成女儿的遗愿，两个妈妈就这样在人生最痛苦的几天里，做出了相同的决定。
徐萌仙告诉钱报记者，捐献之后最初几年，村民们经常当着她的面质问：“你这个当妈妈的怎么这么狠的？”
吴秀叶也同样面对这样的指责，甚至乡亲会指着她的鼻子质问，“你女儿已经这么惨了，为什么还要对她这么狠！”
在那段时间里，村民们茶余饭后都在寻找着吴秀叶“卖女儿器官”的证据。
最开始的时候，吴秀叶会一个个地进行解释：“捐掉器官只是完成她的遗愿啊。”
可解释并不能平息这些猜疑和指责，吴秀叶选择离开家乡。她和丈夫、孩子到了江苏南通打工。
更多人学会理解
我省器官捐献已达713例
时间悄然流逝。这两位妈妈当年的举动，像一颗文明进步的种子，在越来越多的人心中生根发芽。
浙江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曹燕芳告诉钱报记者，到今年，浙江省器官捐献的数字已经达到了713例。
徐萌仙成为了当年她看到的报纸上的主人公。在她女儿捐献器官后一年，一位浦江捐献者的家人述说捐献理由时说，“那个衢州的小姑娘也捐献了，我们这么做就是在做好事。”
在她女儿捐献器官后三年，同村一位老人去世，家人也选择捐献了他的器官。
这些消息传来，徐萌仙又哭了，这是释放的泪，身边终于有真正懂她的人了。
吴秀叶发现村里人们的观念在改变：每当她过年过节时回到农村老家，她的家里总会聚满了不请自来的客人，大家陪她聊天喝茶。“邻居对我说，现在捐献的人越来越多了，说我这么早就捐献，做得特别不容易。”
采访结束时，两位妈妈都欣慰地对钱江晚报记者说，在夜里，她们的女儿经常会和她们见面。
“我总是梦到我女儿拉着弟弟的手，我往前追，但是追不到她。”徐萌仙说，醒来之后，她的枕巾都是湿的。
“我前两天刚梦到我女儿。”吴秀叶说，“她拉拉我的手，捏捏我的脸，和过去一样，看着我笑，不说话。”吴秀叶醒来后眼角都是泪，“梦到她的时候不难过，我很开心，又能看到她了。”（本报记者 张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