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探航硕果丰 教书育人塑栋梁
——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四军医大学教授鞠躬西部决策网
鞠躬教授,1952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高级师资训练。1953年起任教于第四军医大学，现为正军级教授。1983年以副教授身份被破格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1985年创建全国医学院中第一个神经生物学研究室，任教研室主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2年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神经科学研究所并任所长。1996年被解放军总后勤部授予一代名师称号。1996年获解放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1995年获“八五”全军后勤重大科技成果奖。曾是国家自然科学奖由30人组成的第一届评审委员会的成员、陈嘉庚科学奖评委、吴阶平医学奖评委、邵逸夫奖推荐人、自然科学基金生物科学类杰出青年评审委员会的主席等。被认为是我国现代神经解剖学的奠基人。
为国家和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鞠躬祖父姓周，是安徽绩溪人，从事茶叶生意。鞠躬的父亲出生后，祖父为其取名周祺安。因为感到经常有氏族间的冤恨世代相传以致械斗不断，于是废弃了自己的姓氏，为自己起名为“索非”。鞠躬表示：“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起名，直到许多年后我才悟出来‘索非’和‘求是’是一块硬币的两面，不索非何以求是。”周祺安（索非）早年从事无政府主义宣传活动，任无政府主义刊物《微明》半月刊主编,曾在北京《国风日报》任副刊主编，1927年到上海,是开明书店早期员工，以后成为开明书店的襄理，任营业部主任。索非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名“鞠躬”。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为中华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谈及自己名字的来历时，鞠躬院士说：“鞠躬是我的名字，我不姓鞠，但又不得不姓鞠。因为待到我生儿育女后要报户口时就成问题了,他们姓什么？不姓鞠，那他们是领养的？不得已，我的儿孙一律姓鞠了，好在百家姓中有个‘鞠’。”
鞠躬院士回忆，父亲和巴金先生是挚友，自他记事起（约6岁）他们家里总有一间房屋是供巴金先生居住的，1929年11月22日他母亲怀他阵痛时，父亲上班去了，是巴金先生顾了黄包车把母亲送到医院去的。上海“八一三”抗日战争前，我家于1937年从日占区闸北避难到法租界，住在霞飞路霞飞坊59号（解放后改为淮海路淮海坊）。霞飞坊每栋楼三层，巴金先生住三楼。他收藏的书很多，写字台上除了中间一小块写作用的桌面外，其周边及桌旁地板上也堆满书。巴金先生还有很多当时在上海文学界的朋友，并且常来访问他。那时，鞠躬的家就像孤岛上唯一的一个文化沙龙，而他则坐在一边听父亲、巴金与友人们谈论。他们的谈话对鞠躬院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他们的诚实及疾恶如仇的正义感，奠定了我鞠躬的基本人生观。照说我鞠躬应该被熏陶出较好的文学修养，但父亲和巴金先生都对我鞠躬说不要做空头文学家。” 鞠躬的母亲对他的为人处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母亲是一个非常慈祥的人，她的处世原则是“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能让别人吃亏”。在笔者看来，正式是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鞠躬院士才奠定了为祖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为我国医学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遵照父亲“医学救国论”，踏上从医路不复返鞠躬院士从医与父亲索菲非有着莫大的关系。父亲虽然没有上过任何医学院校，但却凭自己自学和努力获得了上海市公安局的医师执照。鞠躬院士回忆，那时父亲学医并不是为了营生或牟利，而是在开明书店午休时到附近的欧洲大药房内很小的诊所里免费给穷困老百姓看病，有时还送他们一些药。有一天，索非问鞠躬：“长大后想做什么？”他回答道“当兵打日本鬼子”。之所以如此回答，是因为鞠躬在《良友画报》看到一个日本兵奸淫一孕妇后，切开孕妇的肚子，用刺刀挑起胎儿狞笑的照片。那惨绝人寰的场景燃起了他的爱国之心，因此作出了这样的回答。但父亲是位“医学救国论”者，他认为只有人民身体健康了才能最终把日本兵赶出中国，所以希望他学医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