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聪
35岁之前，他是一名银行高管，经历“传奇”：本科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进修硕士，27岁，成为瑞士某银行驻香港联席董事，29岁成为法国一家银行的副总裁。
35岁之后，他全身心投入到了救助“艾滋遗孤”的事业中：曾经两三年的打算，却一下度过了14年。
已近知天命之年的杜聪觉得，他随时能够从艾滋病孤儿的项目中抽身而退，回到银行，只不过孤儿们“已经等不了” 。
文、图／广州日报记者 张丹
“徘徊在雨洒街头，身边汽车不停飞过，那跌落的雨伞似倦透的面容，被遗忘无依感觉原来沉痛，让雨的水点轻轻沾湿我梦。”——黄凯芹《雨中的恋人们》
35岁前“开挂”的金领
“有个男孩的身影，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都没有忘记过。”今年49岁的杜聪听着黄凯芹的歌，想起2005年夏天里一个下雨的傍晚，电闪雷鸣中，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披着蓑衣出现在县城办公室的门口。
“他本身很矮、很小，但是被蓑衣撑得好像很大。”
他在滂沱的大雨中走了十几里路，只为过来询问“抗病毒药物该怎么服用”。
他是一个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孤儿。
“一个孩子，为了能够活下来，只要有一丝的希望，他都会付出所有的努力，不会放弃。”杜聪说，这也是他这么多年来坚持下去的“动力”，为了给孩子那“一丝”希望。
杜聪颇具“传奇”色彩，在现在有关他的介绍中，仍用“开挂”形容：本科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进修硕士，27岁，成为瑞士某银行驻香港联席董事，29岁成为法国一家银行的副总裁；跟洛克菲勒的曾孙女喝喝下午茶，和林青霞一起听昆曲，他的照片现在还挂在法国国家巴黎银行总部大堂。
那时的杜聪过着“精致”的生活：金丝边眼镜，光滑的下巴，一丝不苟的发型，无不显示着银行高管对待生活的认真。
“现在是屌丝了。”杜聪不愿回忆过去太多，缓了缓，他又补充道：“老屌丝。”
此时的他不再年轻，白发散在黑发间，胡茬在下巴上胡乱地生长，黄色的休闲裤在变胖的腰间有些扭曲，肚子勒得甚至连腰带都省了。
35岁后公益基金创始人
杜聪十几岁就移民美国，当时世界正处于艾滋病的高发期，他的老师也因艾滋病而不幸去世，一些感染艾滋病的儿童被赶出学校。
当时社会的恐惧和无知而引起的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给了杜聪很大的影响，这也为他日后从事艾滋公益事业打下了基础。
1998年，银行家的杜聪在家乡香港，成立了基金会。如今，他唯一的身份是香港“智行”公益基金会创始人、主席。
除了每年对大学生的演讲，大部分的时间，杜聪会在河南的办公室，直接服务那些艾滋病孤儿。从2002年开始至今，已经有超过两万名艾滋病孤儿受到了救助。
一切是从那里开始，那是2000年左右的北京。
有一次在北京的艾滋病会议上，他碰到一对农民父子。这样的场合，来的人一般都是医生、学者和一些艾滋病工作方面的人，这对父子在会议上看起来很突兀。
就这样，杜聪怀着好奇与这对父子聊起来。通过交谈，他知道他们来自河南农村，都感染了艾滋病，到北京来看病。
吸毒在河南不是很严重，他们是通过卖血感染的。
之后，杜聪又见到了不少到北京寻医问药的艾滋病感染者，他们很多都是来自河南农村。“曾经就有农民到北京‘托孤’，说他已经快死了，只想把孩子安置好，找到一个好人家领养。”
为了养“他们”的孩子
14年前，当杜聪第一次走进河南农村时，并不知道怎样去帮助那些艾滋病感染者。
杜聪举例说，接触过一个孩子的爸爸，就是因为女儿想看彩电，他们家里拿不出几千元去买电视机，就只能去卖血，之后就感染了艾滋病。
这是很多艾滋病患者没有现金，又需要现金改善生活的“悲剧”。
杜聪说，当时他还在想也许他可以帮助那些卖血感染艾滋病的人。但是当他进村后才发现，他已经去得太晚了。
每进入到艾滋病感染者的家庭，他们都会向杜聪“托孤”。“很多父母都会觉得，他现在已经得了艾滋病了，总要为孩子留点东西。他们已经认命了，但如果我们能把他们的孩子照顾好，他们会更加安心。”
很多艾滋病感染者的家庭，孩子并没有感染艾滋病，生活在艾滋病带来的阴影中，辍学在家。同时，这些孩子的心理状况是比较差的。
他们看到父母就在眼前去世，而且自己还受到邻居、同学的歧视，既没有人照顾自己，也没有钱读书。
如果孩子再大几岁，很可能就会离乡到外打工。一旦他们流落到大城市，没受过什么教育难找工作，再加上社会歧视，他们可能会对社会有仇恨，他们也容易被人利用，误入歧途。
他介绍说，在资助的孩子里边，有九成以上都是没有感染艾滋病的，但是却同样面临着艾滋病带来的苦境。“我们用相对的一些钱，让他们回去读书，帮助他们走出心理阴影，让他们更加阳光地做人。这也可以给社会带来正面的影响。”
帮助“海星”的杜爸爸
有一个寓言，在海滩上，有人问捡海星的孩子：“海星这么多，根本就捡不完，这样做有意义吗?”孩子看着手里的海星说：“对海星而言，有意义。”
杜聪说，他愿意“全职”做那个捡海星的人，帮助一个是一个。
他告诉记者，从金融高管到全职做慈善实际上并不是很难的决定，因为他当时觉得，如果他半职去做，可能会帮助一百个孩子上学。但一定会后悔，为什么没有全职去做，这样就能帮助两百个孩子上学。
此外，他全职是为了曾经对那些艾滋病父母的“承诺”。“最开始，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了承诺，为了公益，但肯定不是为了快乐。”
那年的杜聪35岁，他从银行高管，一下子变成了艾滋病孤儿的“杜爸爸”。
他说，看那时候自己的照片，都是没有笑容的。因为他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随着逐渐深入到农村，与艾滋病孤儿接触越来越多，杜聪发现了更多的快乐。“如果你能够发现其中的快乐，你就会留下来。”
经过了十多年的努力，他的基金会帮助的小“海星”已经达到了两万多人，其中有些孩子已经考上了大学。
“一个开始读小学的孩子，要经过12年的长跑，才能到达大学的门口。在这12年中，他可能会受到很多的诱惑，家里环境的影响，心里叛逆有辍学念头；也可能是他看不到黑板，老师对他偏心；也许是看到别人穿金戴银有诱惑。坚持下去很难。所以，有那么多孩子能撑到最后，不光是钱的问题。”
如今的杜聪，已经可以“抽身而退”，从整个项目运营来讲，他可以干些自己的事情。但他希望能够把公益的“种子”植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推动公益的生活化与全民化。
他举了个例子说，如果让一个人每天捐二十元很难，但如果智行基金有一个面包店，捐款人每天来买二十元的面包和咖啡，就相对容易，既可以做慈善也可以解决“刚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