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儿童报告：重男轻女导致女童成＂隐形人＂(2)

青春期孤独

对于父母，留守儿童表现出的情绪是复杂的。在回顾留守生涯时，知乎用户“王莫良”说，当老师教到母亲姓名里的字，自己会兴奋地告诉同桌。

25岁的汪姗承认，别人都说女儿是“贴心小棉袄”，自己完全没有这种特质。受留守生活影响，她不细致，也不贴心，不会表达，对人缺乏热情，不能很快与人熟络，总是给人冷漠的印象。

她6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她今年25岁，已婚。父母仍在广东，打工。

在留守儿童众多的湖南凤凰县山江镇，小学教师隆茂昌听到高年级女生诉苦：“在屋里只有我一个人，什么都要自己做——做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做。”

隆茂昌所在的小学，个别低年级住宿生还会尿床，班主任有时要帮忙洗被褥。家长寄回的生活费，老师要帮着去邮局领取并代为保管、记账，因此很多老师随身备着账本。

在镇上多年从事留守儿童公益工作的中学教师吴建辉，也听到学生向父母赌气地说：“你打工回来才知道我已经长大。”

父母们缺席了这些孩子太多“长大”的细节。李雪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因为缺乏大人关心，自己以前都是用洗衣粉洗头，直到邻居注意到，教给她要用洗发水。

2016年9月，“女童保护”基金志愿者向126名留守女童发起过一次关于成长的问答，其中一个问题是关于月经初潮体验，得到了一些让人“恐惧、无助、无知和痛苦”的回答。

一个与祖父母一起生活的女童说，第一次来月经是小学五年级，吓得以为自己“快要死了”，甚至想先拿点纸塞住，第二天再去买创可贴止血。另一位女孩则回忆，第一次来月经时，恰好遇上母亲回家探亲。“我和妈妈之间关系很差，我第一次发现来月经后，也不想告诉她。但我没有卫生巾，就只能偷偷用她的。”为了不让母亲发现，每次用后她都用草木灰把卫生巾盖住。

艾琳告诉记者，当妈妈第一次跟她聊起月经的知识，她已经懂得很多了。“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她这么回答。

她认为，在情感支撑方面，朋友对自己的影响最大，家人的影响很小。甚至在性方面，都是从朋友等渠道了解的。

据孙宏艳、张旭东等学者的研究，到了初二，留守儿童会把同学朋友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重要程度超过了母亲。

对非留守儿童而言，排在第一位的倾诉对象是母亲，第二位是同学朋友，第三位是父亲。而留守儿童的第一位是同学朋友，第二位是母亲，第三位是自己。46.3％的留守女童把同学朋友作为心里话主要倾诉人，比留守男童高10.8个百分点。

张旭东认为，留守女童来自同学朋友的支持高于留守男童，这种支持部分地缓解了她们的心理压力。这可能是由于女生心理发育更早，情感更细腻敏感，更渴望人际沟通。

与陈菊见面时，该课题组的调研员明显感觉到她的拘谨不安。这个17岁的四川姑娘说话时小心翼翼，双手一直绞着衣服的下摆。每学期的家长会上，她对应的家长座位都是空的。

在中学军训期间，陈菊遇上了迄今最好的朋友，对方也曾是留守儿童。平日里跟妈妈吵架，她也会对好朋友倾诉。

最让陈菊感动的是，在她生日前一天，班里一个同学组织全班同学给她写了祝福语，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她。那是她第一次收到那样“用心”的礼物。爸爸妈妈在她生日的时候，只是拿点钱给她，让她自己买点什么。

对12岁的甘肃留守女童滕云来说，上学甚至比放假更有吸引力。

“我比较喜欢上学，班上有很多可以一起玩的同学。”她对到访的学者说，要是能让自己实现一个愿望的话，她希望把我家搬到一个地方，一个离班里好几个同学较近的地方。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研究”课题组访谈过一个眼睛受伤的留守女童。问她想不想治好眼睛，她回答说“不想”。原因是，如果眼睛没有治好，爸爸妈妈就会定期陪她去医院，如果治好了，爸妈就不会回来了。问她知不知道“留守儿童”这个词，她表示听说过，“留守儿童就是孤儿，就是爸爸妈妈不要了”。

习以为常

叶敬忠的同事贺聪志副教授调研时，见过一个女大学生。女孩说，母亲打工回来后，想和自己一起睡觉，但自己怎么也不愿意，哪怕挨打也不愿意。

贺聪志原本是去拜访这个女孩的外祖母，意外发现其外孙女是曾遭到猥亵的留守女童，而家人并不知情。

她与老人聊天时，看到那位外孙女不时叹气，欲言又止。私下一问，得知她被村里一个比自己外祖父还年长的老光棍儿猥亵过。“村里可能有很多这些故事，但是你问不出来。”

女孩对她平静地讲了很多事情。插秧、种花生、照看孩子，讲到害怕水里有虫又不得不下水的时候，也是微笑着的。“她可能已经习惯了，这就是她一直以来的生活。”贺聪志说。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与北京师范大学2013年联合发布的《女童保护研究报告》认为，基本监护的缺失是导致女童遭受伤害的直接原因。

这种缺失，包括受害人及其家人的防范知识不足、女童不被尊重等方面。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潘璐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她和同事调研中常常遇到一些让同事们“感到不适”的情况。比如，在一个祖母带着4个孩子生活的家庭里，小孙女没有穿内裤，就被40多岁的男邻居推搡着玩——对孩子来说这是高风险的。

她强调，那些侵害案件往往是防不胜防的，并不是外人想象中的荒无人烟的地方，最可能发生在日常的环境下。

“女童保护”团队也指出，留守儿童多由老人看护，在儿童安全教育及基础性教育方面，家庭功能严重失效。即使自己的孩子遭到性侵，很多家长也不知道怎么应对。

让孙雪梅出离愤怒的是，几年前，湖南祁阳县一名12岁的留守女童遭性侵后生下女婴，女童的父亲知道此事后的第一反应，是给了孩子一个耳光。

宁夏银川的“女童保护”志愿者讲师李剑宏记得，在防性侵课堂上，她抛给孩子们同一个问题——陌生人说给你买新衣服，你要不要？有防范意识的城市孩子会异口同声地回答“不要”，而农村孩子却明显表现得犹豫不决。

在这类课上，她从最简单的知识讲起，比如背心和短裤覆盖的区域不能让别人碰。她发现，同一堂课，对农村孩子的冲击比对城里孩子大得多。在她眼里，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很好分辨。城市孩子现场提问很活跃，农村孩子的课堂则非常安静，下面是一双双渴望的眼神，下课后，孩子们围着她，她能感觉出来他们想跟她说话，但等来等去就是不开口。

告别时，农村孩子表现得依依不舍，会追问老师什么时候再来，城里的孩子则纷纷说“再见”。

“那些孩子需要我们，”李剑宏感慨，“在那种父母不在的环境下，有人关注她们，她们就能看到希望。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就是把希望带给她们。”

“女童保护”志愿者也常常听到农村学校校长诉苦，学校留不住老师，主科的老师都缺得不得了，即使很想给孩子传授这方面的知识，但是无能为力。

打破留守的循环

艾琳一直很羡慕那些跟长辈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他们可以跟父母谈各种事情。她明白自己不可能做到。

在长大成人以后，每当想起小时候的遭遇，她都会觉得难过，有时半夜都会哭醒。她说，父母后来眼界开阔了，重男轻女思想改变了一些，自己也更加体谅他们。但是，那种伤害是不会消失的。

留守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对她的人生产生了影响。“我觉得社会最小的单位是个人，不是家庭。家庭只是一个经济生产单位，更好的人类发展指向的是个体幸福。”她说。

她的理想之一是推动社会公平，她认为，这与自己幼时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有较大关系。

影响还反映到了她恋爱中的表现。“爱的缺失导致我对初恋的关爱极其渴求”，她特别害怕失去恋人。“他对我一点点好，我都愿意容忍他所有的不好，不愿意离开他。”她说，感情结束后她才意识到，自己的状态跟乏人爱护的留守经历关系很大。

关于未来的家庭安排，她也跟前男友有过冲突。他主张把孩子放在老家，让老人抚养，而她一定要把孩子放在身边，因为她知道留守的经历有多恐怖。

潘璐在调研中遇到过另一种极端，那是一对年轻夫妇，女方曾是留守女童，初中就辍学成家生子。她对孩子表现得非常极端：自己每天跑到山下打牌跳舞。送孩子去医院治病，也只顾着自己玩手机不管孩子，说“治不好就算了”，完全把孩子当成负担。

许多有过留守经历的女孩表示，自己在情感上最大的后遗症，是缺乏安全感。有人这么形容：“就像经历过自然灾害的人，这一辈子都会对食物有一种别样的情感。”

“缺爱、缺关心、不知道如何去爱人”的李雪承认，自己交男友的时候，心态是“终于有人爱了”。

她说，读大学以后遇到的人和事让她改变了很多，缺乏安全感恐怕改不了了。很多中学同学没有读大学，出门打工或做生意，这些人长大后大部分又会走到上一辈的老路，他们的孩子又成了留守儿童。

用贺聪志的话形容，这叫“留守的循环”。今天的留守女童，结完婚如果没有公公婆婆帮忙看孩子，很容易成为留守妇女。她注意到，有的地方结婚讲究“小三件”——车子、房子、小老婆子，“小老婆子”即四五十岁的婆婆。有婆婆帮忙照看孩子，婚后就能出去打工，等到孩子长大了，自己可能就得回来帮忙带孙子，成为“小老婆子”，再大一些就是留守老人。

叶敬忠在河南农村见到一位做了母亲的前留守儿童，留在村里看孩子——这是极少的个例。但他不确定她能坚持多久。“确实很多孩子会说，我才不会让我孩子这样”，但很多人最终的选择仍是外出打工。在他看来，那是“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