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17日，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一家留守儿童托管班中，3名女孩在扎辫子。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赵迪/摄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阿吉，13岁，苗族，四年级，她的家庭条件在村里算不错，家里愿意供她读书。周岗峰/摄
9月9日，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留守女童在讨论作业。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婷舒/摄
原标题：女童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报告之三
魔鬼精心挑选了那些最易下手的目标：宁夏灵武市，一位白发丛生的幼儿园教师去年被发现性侵了12名幼女，其中11名为农村留守儿童。湖南攸县，一名小学教师在过去3年里猥亵了班里的大多数女生，几乎都为留守儿童，举报者说，他“专门欺负”父母在外打工的女生。
在整个中国，过去一年差不多平均每天都有一起性侵儿童事件被公开——发布这一数据的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强调，统计是不完全的，在信息不畅的农村社会，性侵很难被人发现。
“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孙雪梅解释：“在城市里，大众媒体比较多，司法覆盖也更完善，而农村资源和渠道都更加匮乏，家长也许觉得家丑不外扬，所以农村发生这类事件更隐蔽，更不容易让外界知道。”
青少年教育专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陆士桢说，留守女童受到性侵害问题已成为当前中国引起广泛关注的突出社会问题之一。她呼吁，今天在重视留守儿童生存发展困境的时候，要特别重视留守女童这个庞大群体，不仅是从现存社会问题的视角，还要从“未来中国发展”的视角。
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强劲经济成长，以及这种模式下举世罕见的人口流动。这种模式的副产品，就包括那些因父母在外谋生、无法举家迁徙而缺乏监护的留守儿童。根据2016年最新摸底排查，全国有902万名得不到双亲监护的留守儿童，其中36万名无人监护。
一些研究者认为，在弱势的留守儿童群体内部，女童属于更为弱势的群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和她的同事研究发现，留守女童的自我接纳程度显著低于留守男童，表现出外显性攻击行为和内隐性攻击性情绪的比例都高于男童。
“留守女童是留守儿童中的弱势群体。”2004年开始研究中国留守儿童问题、出版过国内第一本留守儿童研究专著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教授说。
不少受访者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由于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当父母只能选择将一个孩子带在身边抚养时，被选中的往往是男孩。她们感到自己被遗弃了。
隐形人
在那些有关“遗弃”的故事里，恶性事件更易引起外界注意。
2012年3月27日，四川大竹县一位农妇将兑了白糖的农药“百草枯”灌进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嘴里，自己也喝了下去。
她此前曾与丈夫多年在外打工，孩子在老家留守。后来，她回家照顾孩子，常在电话里对千里之外的丈夫说，带孩子太累了。
那位丈夫百思不得其解：他背井离乡出门赚钱，绝大部分收入都寄回了家，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而宁夏灵武市教师性侵幼女事件的暴露极其偶然。一个女孩跟同伴拌嘴时说：“你跟老师亲嘴，他还扒你裤子，我要告诉你妈妈。”
“幸运”的是，这段争吵被一旁的成人听到了。
绝大多数的痛苦和伤害没有那么剧烈，甚至是隐藏的。上海白领李雪给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看了她手臂上分布的细小刀疤。她少年时代曾用自残这种方式发泄，直到读高三时才停止。
“那时候心里难受没地方发泄，又不敢或者不知道怎么反击，就只好怪自己。”她说。
她长期跟随外祖父母生活，最长的一次有4年没与父母见面。与很多留守家庭一样，承担隔代监管职责的外祖父母最多同时抚养9个孩子。那段生活，她认为在“物质上是满足的，但是心理上很孤单”。她几乎每天都对着日记本倾诉。
她偶尔与父母通电话，爸妈说得最多的是“好好学习”——“好像除了学习就没有其他事情可说了。”
“我们这种孩子就像大海中的孤舟，没有方向，任凭风吹雨打。”上大学后，李雪在主题为“我有一个梦想”的一次演讲中总结。
她的梦想是，自己的孩子不要像自己那样，成长的路上那么孤独。她说，如果有了孩子，“一定要带身边”。
尽管如此，她仍表示自己属于“很幸运的”。她曾在父母身边待过两年，而她的表弟表妹中，有的就从来没在父母身边长期生活过。
“小时候觉得没有人关心，是一种很恐怖的情感体验。甚至觉得世界很冷漠，没人爱我。”26岁的艾琳记得，她读小学时，期末考试结束的当晚，客运站就会迎来高峰，因为很多小孩从那天起会被父母带去大城市过假期，她是其中之一。
她在祖父母家长大。小时候她尝试过自杀，用头撞墙，撞了多次后因为太疼没有继续；她试过离家出走，最终觉得自己没能力生存，又“灰溜溜”跑回家；她还常跑到同学家里一连几天不回，也不给祖父母打电话。
她痛苦的根源之一是广东老家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她清楚记得，有一年暑假，妈妈跟邻居打麻将时突然说了一句，“养女儿有什么用啊，都是送给别人家”。父母把她的哥哥弟弟都送到城里读书，唯独把她留在镇上的学校。
“有一段时间是为恨而不是爱去读书的。”她说，自己读高二开始发奋读书，就是希望能“摆脱现有的家庭环境”。
她的祖父母家同时寄养着几个男孩。男孩的鞋带开了，祖父母会帮他们系好，但没人管她。同在一起吃饭，男孩吃肉吃面条，她只能喝白粥。她还必须承担更多的家务。
2014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研究”课题组开展了一项调研，共调查四至九年级留守儿童4533人，其中52.6％是女孩。
调查显示，36.4％的女童在家经常干活，比男童高9个百分点。有63.2％的留守女童要洗衣，有35.2％的要照顾弟妹，比留守男童分别高25.9和14.7个百分点，也高于非留守女童。感到孤独的留守女童为42.7％，不仅高出留守男童6.2个百分点，也高于非留守女童6.7个百分点。
课题组成员张旭东副研究员认为，农村家庭中传统的角色期待和性别分工模式过早地传递给了儿童，女童早早开始操持家务，分担劳动负担。这给留守女童带来了更多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与父母外出带给她们的心理影响叠加在一起。
在安徽调研时，她发现一个现象，公立学校女童多，而收费较高的私立学校男童多。她猜测，这是重男轻女的体现。
“重男轻女，在我们调查的所有村子都极其严重。”叶敬忠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没想到到今天还这么严重。”他的团队在国内不少地区调研过，从中明显看到，这些人对未来的希望还是放在男嗣身上。
他说，留守女童则因性别的原因产生更多的劳动负担，甚至承担“逆向监护”的职责。一个家庭里的男孩可以进城跟父母在一起，女孩则留在家里，洗衣做饭，帮家里干活，甚至照顾家里的老人。
一位匿名用户在问答社区网站“知乎”上倾诉，自己7岁开始煮饭，人还没有灶台高，踩在板凳上踮着脚炒菜。早起煮饭喂猪洗碗后再去上学，中午回家煮饭，晚上割完猪草再煮饭，经常没有时间写作业。作为一个女孩，“就像一个隐形人一样在家里生活”，多干活，少说话。
虽然已经16岁，云南女孩陈娟的个头只相当于城里10岁的女孩。她刚上小学六年级。因为她有一个小两岁的妹妹，家里人就让她“等”着妹妹一起上学，也为了能帮家里多干几年活儿。
从懂事起，陈娟便承担了家务活，她要拣柴、为祖父母做早饭、照顾弟弟妹妹。放学回来后要照顾弟弟。弟弟妹妹一旦生病，她就没法去上学。
甘肃的王运好则比同龄人早两年上学，当时她的父母急着外出打工，为了不给家里的老人增添麻烦，父母托关系把未满学龄的她送进了学校。
同学们从没见过她的父母，一个淘气的男生竟造谣说，她爸爸因为吸毒被抓到监狱里去了。
多年后，王运好依然记得这件事情的冲击。虽然班主任让那男生当众向她道歉，可她突然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了，开始刻意回避与父母有关的话题。
陈娟5岁起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孩子的不同——她的父母不在身边，亲子沟通依靠每个月一通最长几十分钟的电话维系。想他们想得特别厉害时，她也会在电话里哭，妈妈总是安慰她说，过年就回去了。
而每到春节，父母回家，她光顾着高兴，忘了想对父母吐诉的委屈，等他们走了，那些委屈又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