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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募捐平台异军突起
与孙先生的遭遇类似，在西安读大四的魏巍（化名）也遇到过同样的好朋友发朋友圈募捐的情况。
今年9月初，魏巍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筹款的链接《恳请大家救救需要肝移植的母亲》，并且配上文字说，“这是大学同学的妈妈，的确身患重病需要用钱。”
魏巍告诉记者，他的大学同学叫做吴莹莹（化名），老家在湖南郴州，发文募捐称母亲肝脏衰竭，急需要肝脏移植，但高昂的手术费他们一家实在是承担不起。
在吴莹莹的求助文章里写道，“母亲一次又一次的转院、检查，最终确诊的结果是肝衰竭，医生说只有肝移植才有机会让母亲的生命得以延续，家人既开心又担忧，欣喜的是母亲的病可以说是有救了，但令人担忧的是，肝移植的手术仅前期的费用就需要60多万元，术后排异期还要准备20多万元，这对我家来说真的是天文数字。从母亲住院到现在本身已经花了10多万元，东拼西凑家里已经一分钱都没有了。”
“她还发了很多张母亲在医院的照片，以及一些医院的诊断证明等等，同学之间都觉得非常可怜，我们每人至少都捐了100元钱。”魏巍说。
魏巍转发的这条链接是一个互联网募捐信息发布平台，点开就能看到，“它的目标募捐金额是30万元，已经筹到57173元，共收到1377个好心人的帮助，我一个人就捐了500块钱，因为是高中同学的妈妈，应该不会是骗人的。”魏巍说。
然而事情过后两天，魏巍就从其他同学的口中得知，其实吴莹莹的家境并不像募捐文章里说的那样，父亲做生意家里其实很富有。魏巍顿时有种受骗的感觉。
“如果不是了解对方家里状况的，即便这样是在募捐平台上传病例和诊断证明，也无法确认是否这些人就真的需要帮助。”魏巍觉得非常气愤，因为500元钱几乎是他半个月的生活费。
记者了解到，魏巍口中所说互联网募捐信息发布平台，是近两年来才有的一种个人求助的募捐平台，只要编辑需要帮助的情况，然后上传房产信息、医保报销以及个人垫付资金等信息，通过审核就可以进行筹款。
“但怎么断定一个人是否真的需要资助。”魏巍说，“对于这样的平台，信息是否真实，只有发布者自己知道，就算有审核系统，也未必就能断定真假。”
网络慈善让个人募捐成灰色地带
其实，孙先生和魏巍的遭遇并非个例，民间募捐的乱象由来已久，个人求助和公益募捐的界限已越来越模糊。
腾讯集团曾披露的数据称，2015年，2383万爱心用户在腾讯公益的平台上献出爱心，捐赠善款超过5.4亿元，共资助了2960家公益组织的7241个公益项目。为了规范互联网公益募捐行为，此前民政部已根据新《慈善法》的规定，公示了13家网络募捐平台，包括腾讯公益、蚂蚁金服、轻众筹等都入围了白名单。
公示平台都作了“不代为接受慈善捐赠财产”的承诺，即平台必须保证募集到的钱直接打入慈善组织的账户，一分钟也不在平台截留，确保互联网募捐的安全性。但即便如此，这些互联网募捐平台仍旧缺乏有效的监管，让个人募捐成了一块灰色地带。
个人求助应遵循法律规范
那个人在互联网平台募捐个人求助就不受法律约束么？
陕西智冠律师事务所律师何睿认为，个人求助尽管不受慈善法的约束，但却依然需要遵循法律规范。求助者和资助者之间是一种特定的法律关系，就是附特定目的的赠与。所以如果求助者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有意隐瞒事实的，会构成民法上的欺诈，资助者可以要求撤销法律行为并返还财产。
“慈善就是帮助无助的人，但它的前提是相关信息的公开和真实，互联网让慈善有了更为简单便捷的方式渠道，但对网络慈善这个新鲜事物，还应该给予积极引导和规范，而不是用欺骗来消费和摧毁公众的善心。”何睿说，我国的《慈善法》各方面都还在完善，但这需要过程，如果公众的善心被一次次的利用，那肯定会破坏中国还在构建的公益生态。
朋友圈里的悲情求助还能信吗？
罗一笑事件尚在发酵中，尽管靠微信赞赏筹得的2626919.78元全部原路退回到网友的微信钱包中，但最受挫的还是公众的善良。“再也不相信眼泪、以后不会再捐款……”不少网友都纷纷扬言不会再相信任何悲情募捐。
“罗一笑事件也好，靠悲情来装可怜达到目的也好，我认为这些人都没有达到需要大家去救助救济的程度。”孙先生说。如果类似这样的欺骗行为多了，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出现，我们还会相信会伸出援手吗？
何睿认为，慈善是现代文明的产物，网络慈善因为其便捷性、传染性，更是成为重要的慈善方式，但各个方面都还有待完善。“无论是网络慈善机构的审批、公示，还是相关条款的补充和完善，网络慈善的公众教育等都需要完善。”
“不仅如此，虽然法律对个人求助没有过多约束，但网络平台为个人发布的求助信息背书，平台就不能简单地承担风险防范提示义务就免责。”何睿说，尽管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有待进一步的提升，但只要是依照法律法规、信息公开透明、审核严格的慈善组织，还是应该给予更多的信任。三秦都市报记者 李梦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