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泾渭红色基因-中共高陵地方组织的活动（1927-1937年）

杨新成同志很重视培养和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影响，介绍吸收大批青年到边区参加革命。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新成同志以八路军后方留守人员的身份作掩护，经常出入边区，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为边区置办各种物资、书报。利用途经高陵的机会宣传动员两个妹妹杨志一、杨萍，表弟魏留保，同村青年焦锋、杨文经、杨文等家乡进步青年十多人进入边区参加革命。同时，杨新成同志和高陵县的杨瑞丞、韩学理、程久铭、张杰臣等知名人士交往笃厚，先后有马光明、吉正前、范永新、陈颖方、惠奋等数十名热血青年带着杨瑞丞、韩学理、程久铭、张杰臣等人的介绍信北上边区找杨新成参加了革命。在关中分区的那段日子里，各方面条件差，生活艰苦，一些新参加革命的青年，思想上容易波动。为教育新来的干部克服困难，习仲勋同志数次以杨新成同志参加革命为例，在干部会议上说：“杨新成同志家里并不缺吃少穿，他却能带领一家人来参加革命，值得我们学习。”

许宗岳（1915-1993），高陵县崇皇窑子头村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省立第三中学党支部书记。先后两次到高陵做党的地下工作，参与了交农运动。1936年西安事变后回到高陵，领导并参与了人民协社高陵支部、学生救国会的组建及活动。1937年1月中共高陵特支恢复重建时任书记。1937年3月调往三原、临潼做地下工作。1941年进入陕甘宁边区从事统战、秘书等工作。1946年后，历任关中分区协理员、供给科科长、随军南下大队副政委、关中地委安子洼煤矿经理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地质局、甘肃地质局、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办公室主任等职。

1932年12月，陕甘游击支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简称红二团），创建了耀县照金革命根据地。1933年5月，陕西省委委员兼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不顾参谋长刘志丹的反对，强行作出部队南下渭华创建新的根据地的错误决定，计划行军路线是途经三原、高陵，然后南渡渭河。6月的一天深夜，刘志丹、汪锋、王世泰率领红二团从三原大程青石桥急行军进入高陵县境，分两部绕过高陵县城，于次日黎明在高陵塔下汇合。稍事休整后南行至渭桥渡口，偷袭驻守民团，一枪未发，缴获步枪20多枝，俘虏团兵30多名，活捉了民团团长，顺利渡过渭河。红军送给渡河船工一匹骡子作为酬劳，后经耿镇过灞桥继续南下。

陕西省委得知红二团南下行动后，对杜衡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立即派时任三原中心县委负责人的赵伯平通知高陵特支，在高陵县境将部队拦回。遗憾的是等命令传到高陵特支时，部队早已渡过了渭河。后红二团到达蓝田张家坪，遭国民党部队袭击后，在终南山苦战数月，终因孤军深入，寡不敌众，被迫分散转移。刘志丹、王世泰等人乔装打扮月余后才相继回到照金根据地。红二团南下的失败是“左倾”机会主义造成的严重恶果，也是陕甘红军历史上最为惨重的一次失败。

1933年7月，中共高陵组织受三原中心县委指示，向国民党反动统治发起“红色恐怖”冲锋月活动。一天晚上，全县党、团员，在县城内外、高陵至三原的公路两侧、县城至渭河及耿镇，遍贴“打倒国民党”、“打倒保安团长雷春伯、张昆生”的标语，在各村、堡、寨撒传单，砍电杆，导致党组织暴露，白文鳌、王振镐、耖百顺、田益德、魏崇仁、王建业、许宗岳、杨新成、张涛平等1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马振海、刘进才、胡绪芳等先后被捕。特支书记张策和组织委员王晓东等被迫转移。中共高陵组织再次遭到破坏，停止活动。

白文鳌（1916-2002），高陵县崇皇三马白村人。1936年在西安高中读书时加入共青团，后转为共产党员。1936年秋，与邢子舟、聂景德、陈光舜等人成立了“人民协社”高陵支部，组织抗日宣传活动。西安事变爆发后参加高陵学生救国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1月任中共高陵支部组织委员。高陵解放后，任榆楚区区长。后历任县政协一至五届常委。

“红色恐怖”冲锋活动第二天天刚亮时暴露，敌人在县城内很快四处捕人，张策闻风向西逃到家住县西姬家李张村的姑母家躲避。后得知他刚离家一会儿，县民团就包围了他家，并到处搜捕他。不得已张策去了三原向中心县委报告了情况，后经党组织同意北上边区参加红军。

1936年秋，共产党员邢子舟等人在西安组建了进步组织“西安人民协社”。不久，邢子舟回到高陵，联系许宗岳、段文义、聂景德、陈光舜、张贵林、刘永端、雷致祥、白文鳌等进步学生成立了“人民协社”高陵支部。由许宗岳、段文义、白文鳌负责，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1936年12月12日，暴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和从南京来的十几名军政大员，并发表对时局的通电，提出八项抗日救国主张。16日，西安各界10万余人在革命公园召开庆祝西安事变胜利的市民大会，通过了《拥护张、杨救国宣言》。24日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六项条件。25日蒋介石被释放，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转折点，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形成一致对外，共同抗日的局面。

西安事变爆发后，在西安、三原、蒲城、华县等地上学和教书的高陵籍进步师生许宗岳、段文义、聂景德、刘永端、张贵林、魏公宪、马怀公、陈光舜、刘玉洁、张映涛、刘家骥、白传心、吴文翰、吴登弟、李及弟、张民权、赵纪彦、雷致祥、张久安、王玉成、焦文全、高尚文、白文鳌、李长生、陈鑑、李登科、陈景藩等组成回乡工作团，会同高陵县的马喜林、王崇道、杨新成，并联系了高陵县各小学（含草市小学、泾野学园）的部分教师、高年级的学生和部分社会失学青年，共计一百余人，成立了高陵学生救国会。推选邢子舟、张映涛、许宗岳、聂景德、白文鳌、刘玉洁等人担任学生救国会的领导。高陵学生救国会成立后，在抗日宣传和支援红军扩大红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37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停止人民协社高陵支部的活动，并将学生救国会的骨干分子段文义、聂景德、陈光舜、张贵林、刘永端等吸收为党员，为高陵党组织的再次恢复奠定了基础。

段文义（1913-1969），高陵县姬家庄人。193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月，中共高陵特支成立时任宣传委员。3月任高陵特支副书记兼组织委员。1938年5月高陵县工委成立，任组织委员。同年9月高陵县委成立，任县委书记。1940年4月受组织派遣到延安学习、工作。在陕西省委研究班、陕北公学学习，后在陕北公学、西北局工作。1946年秋至1947年，任中共泾原工委副书记，创建了泾原游击队，并兼任政治委员。1949年5月高陵解放时任县委副书记。同年10月调离高陵，先后在青海省、西北局、西北政法干校工作，曾任西宁市委书记兼青海省总工会主席。1957年回陕，曾任省人事局副局长，省直机关党委副书记、第一书记、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

段文义同志的家庭为革命活动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和贡献。当时高陵县委机关长期设在段文义家中，县委既无活动经费，又不发工资和任何津贴，县委所需的活动经费及工作人员的来往招待几乎全部由段文义负担。段文义的父亲段生林思想开明，全力支持段文义的革命活动。为了给地下组织提供更好的掩护和活动场所，他在自己家中办起学校，把一些地下党员聘请为学校教师。1947年5月，国民党当局派兵包围了姬家庄，企图抓捕段文义。在扑空后又一次抄了段家，把全家老少、亲戚、邻居都抓到县城关了起来，就连他年近七旬的老父亲也未能幸免。从此家道中衰，对此沉重打击，段文义毫无怨言 。

西安事变不久，红军一个连驻守高陵北门，高陵学生救国会与红军连队取得联系，共同宣传抗日，并动员上百名城乡青年参加红军，当这连红军离开高陵时已变成了两个连。

潘士杰，临潼油坊人，原系中共党员，曾任三原中心县委巡视员。1933年8月被捕后叛党投敌，当上国民党省党部的肃反专员，成为其忠实走狗，抓捕了一大批共产党员，给陕西党组织造成极大破坏。1936年12月（高陵冬至会期间），潘的妻子在三原县坐月子，带一名勤务兵路过高陵，在宋家巷王士宜家住下。王士宜在街上找到杨新成、许宗岳、白文鳌等人商量，意欲让当时驻扎在县北门里的红军某连在第二天早上趁潘出城门时逮住他。这一日中午时分，潘士杰和王士宜到街上吃馆子。正好县长袁仲玉请省民政厅里的范同志也在这家餐馆吃饭，碰了个正着。潘发觉情况不妙，先溜进馆子，白文鳌、许宗岳趁机告诉县长情况，袁仲玉县长当机立断，当场将潘士杰逮捕。1937年1月潘士杰被渭北警备司令赵寿山公审后，在县东门外枪毙。

当时在泾野学园读书的田恒道回忆说，“冬至会上，第一次见到红军的英姿，看到宣传演出，由进步县长和学生公判并枪决叛徒潘士杰，为地方党组织除了一大害，驱逐了贪污县长陈家珍，追回赃款二千多现银元。”

聂景德（1919－2008），高陵县姬家聂家村人。193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任西安二中学生党支部书记。1937年10月任中共陕西省委西安学生工作委员会委员。1938年12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1939年7月被省委派回西安，任省委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联络员。1940年北上延安，先后在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粮食局，富县县政府，西北局宣传部工作。1949年8月至1954年9月，先后任甘肃省临夏地委宣传部部长、天水地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1956年8月至1959年8月，任青海省委宣传部第一副部长，青海省委副秘书长、宣传部部长。1961年11月任西北局宣传部部务委员兼宣传处长。1973年夏调任陕西省文化局核心小组成员。1980年初任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陈光舜（1919-2012），高陵县张卜吴西村人。193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任高陵县民先队副队长兼组织部长，同年8月到泾阳县云阳镇地下党员骨干班学习。1939年考入黄埔军校汉中一分校，毕业后受党派遣在国民党38军做地下工作，期间参加中条山战役抗击日寇。1941年8月奉调十七师司令部任情报参谋，并负责该师地下党保卫工作。1945年部队起义回归解放区，编入第二野战军。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上党、平汉、白晋线、豫北等重大战役，任五十团参谋长、副团长，十九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解放军第一步兵学校训练部第一副部长、南京军事学院工程兵教研室主任、兰州军区生产兵团司令部副参谋长、西安陆军学院正军职顾问、陕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等职。1955年授予中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63年晋升上校。1988年荣获二级红星勋章。

张贵林（1918-1986），高陵县崇皇下徐吴村人。193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高陵民先队大队长、高陵县委军事委员等职，介绍大批青年北上边区参加革命。1940年调任凤翔县地下县委宣传部长。1942年冬调边区马栏，先后在税务局和省委供销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干部科科长、招待科科长。1954年调任新疆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纪检委办公室副主任、文化干校副书记兼校长。1962年又调任伊犁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伊犁州人委人事局局长。

刘永端（1920-2004），高陵县鹿苑魏家庙村人。193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被组织派往合阳，参加国民党38军177师宣传队，组织民众自卫队，抵抗日寇侵略，后任合阳县委组织部部长。1938年底调任高陵县委组织部部长。1940年6月进入陕甘宁边区。同年7月，到延安、关中分区学习、工作。1946年12月任高陵工委书记。西安解放后，在省委委党校从事政治理论教学工作。1978年后调任省政协工作，曾任省政协副秘书长，五届、六届常委。

雷致祥（1916-2004），高陵县姬家湾雷村人。193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进入云阳镇青训班、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2月抗大毕业后参加八路军，多次参加我军重大战役。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战功卓著。曾任四野司令部通讯处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海南军区132师、128师政委，广州军区军事法院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0年晋升大校。先后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陈鑑（1920-1968年），原名陈忠秀，高陵县榆楚花果村人。1936年考入省立三原初级中学读书，西安事变后回高陵参加高陵学生救国会。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秋至1939年秋，相继在安吴青训班、省委干部训练班学习。1939年秋省立三原初级中学毕业，任中共崇皇区委组织委员。1941年4月经组织介绍到照金边区工作。1941年冬至1948年夏，先后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关中外勤组、中共陕西省工委组织交通科、中共三原县工委社会部工作。1949年5月三原解放后任三原县公安局局长。1949年7月至1955年，先后在陕甘宁边区公安厅人事处、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人事处、西北公安干部学校工作。1956年3月后，任陕西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副院长等职。

刘玉洁（1916-1996），高陵县榆楚皂南村人。1930年至1934年，在省一中、西安敬德中学及高陵县草市高等小学、泾野学园等校任教。西安事变后参加高陵学生抗日救国会，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4月，从国民党高陵县当局成功解救党组织领导人刘永端等人。1949年5月高陵解放后曾任县政府秘书。后一直在本县从事教育工作，曾创建张桥高级小学，担任校长数十年。1984年任高陵县首届政协委员。

1939－1949年，刘玉洁任造士小学（即高陵县第一中心国民学校，又称草市小学）校长。1940年4月，国民党高陵县反动当局对全县中小学教师搞所谓“甄核”的审查登记，实际上是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骆守微在查抄共产党。在此期间，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刘永端（县委组织部长）涉嫌被密告逮捕。紧急关头刘玉洁出面，花钱找有资产的商铺作保，同时联络好两个保人向骆守微担保。最令世人不能忘怀的，也是至今才为人知的一件事，就是刘玉洁以最可靠、最秘密的手段，暗地抽掉和销毁了刘永端的涉嫌案卷，使刘永端化险为夷，同时也保护了高陵党的组织。

1937年1月中旬，中共渭北工委宣传委员孙一君来到高陵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了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宣布成立了中共高陵特支，许宗岳任特支书记，白文鳌任组织委员，段文义任宣传委员，特支隶属渭北工委领导。高陵特支成立后，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为了加强领导，将全省划为14个区，高陵划归三原区。同时，对中共高陵特支进行了改组，调许宗岳到边区工作，派韩学理回高陵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接任特支书记，段文义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樊霞生任宣传委员。高陵特支隶属三原中心县委领导。

樊霞生（1899－1944），原名樊鸿俊，三原县西关大巷人。1937年3月任高陵特支宣传委员，以崇皇寺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在当地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建立并发展壮大了西南乡一带的党组织。1938年3月高陵特支书记韩学理调离后接任特支书记。同年5月高陵县工委成立，任工委书记。期间组织党员骨干到云阳镇（省委所在地）秘密培训，介绍大批青年学生北上边区参加革命。因被反动政府觉察解聘，被迫离开高陵。后受党组织委派到国民党38军做地下工作，曾任17师50团少校团附。1944年4月在河南卢氏县对日作战中牺牲。

1938年5月，樊霞生任高陵工委书记，他的公开合法身份是崇皇寺小学一名教师。他先后介绍刘德生、陈光舜、李金浪、张贵林、刘永端、聂景德等北上边区参加革命。1938年8月因送学生北上被敌人发现并追捕，经党组织同意后他离开高陵回到三原，不久到国民党38军做兵运工作，在38军17师50团任少校团附。1944年4月在河南芦氏与日军激战中被围，在突围中牺牲。在樊霞生的影响和熏陶下，其弟樊鸿杰1937年就参加了革命，1942年在山西临县对日战争中以身殉国。

西安事变爆发后，为配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红军南下集结在泾阳、三原、高陵一带，协助东北军、西北军准备迎击国民党南京亲日派的“讨伐”。1937年初，时任岳华复兴小学校长的孙一君介绍桑弘农等进步学生和岳华村、磨子桥一带的青年农民20余人，到驻扎在云阳镇的红二方面军政治部接受训练。这些同志后来多数参加了红军，少数留在地方做地下工作。

孙一君(1906－1975)，又名孙烈。三原县西阳镇孙家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共产党员。1927年在三原、临潼、淳化等地从事农运工作。1929年至1930年受党组织派遣在三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5年与周芝轩、谈国帆等一起组建中共渭北工委,任工委委员。曾以岳华复兴小学（今岳华小学，地下党渭北工委秘密联络站曾设于此）校长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动员当地大批青年农民和进步学生参加红军或北上边区和延安学习、工作。1948年任三原县人民政府县长。1951年调陕西省卫生厅任秘书主任。1957年调省中医研究所任党支部书记兼所长。

孙仲仁是高陵县湾子岳华村人（生卒年不详），早年旅外求学，1934年任高陵县教育科长（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局长）。1935年创建了高陵县岳华私立复兴小学。他一生热衷于教育事业，思想开明，同情贫苦，富有正义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历史背景下，孙先生来往于省县官场，明知孙一君是曾被国民党反动派捕押过的中共地下党员，却大胆聘用为校长。西安事变后，岳华复兴小学学生公开参加红军，以后又有几位陆续由部队转入地下，并在先生眼皮底下活动。他不但没有向国民党举报，而且还和桑弘农在解放前夕商量过同高陵大恶霸康树勋如何作斗争。1948年秋，国民党高陵县政府逮捕了刘廷德（地下党员）、岳钟秀（曾在陕北鲁艺学习过）二人，孙仲仁和刘德生、桑弘农曾到县上作保，刘、岳二人当即被释放回家。

岳华复兴小学位于高陵县城西12公里的高永路北侧，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学校。1930-1934年，董事长孙仲仁请时任三原县教育科长（中共地下党员）的周芝轩解决校长及教师人选。周当时正在筹划在泾、三、高三县之间设立渭北工委联络站的事情，随即商定由渭北著名进步人士张卓儒先生（三原县民盟顾问）为首任校长，地下党员孙一君为高年级主任，郭效曾（地下党员）任教育事务。岳华复兴小学一开始，学校领导权就牢牢掌握在中共地下党和与我党有亲密关系的进步人士手里，受他们的熏陶影响，在他们的引导下，大部分学生投入到革命阵营。西安事变后不久，王振邦、王耿介、袁秀全、袁秀成、李生发、桑弘农、刘廷德、蔡思敏、岳钟秀、孙广仁、冯万清等奔赴云阳参加了红二方面军。据了解，袁秀全在抗日战争中阵亡，是光荣的革命烈士；李生发为革命失去了一条腿，是一等残疾；王振邦是正军级干部，王耿介、袁秀成等都是地师级干部，他们在革命的征途上，走过了半个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更重要的是周芝轩将地下党渭北工委联络站设立在岳华复兴小学并开展工作，这里一度成为指导渭北地区开展地下工作的中心。

桑弘农（1917－2003），高陵县湾子岳华村人。1936年12月在泾阳县云阳镇参加红军，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经党组织决定，在三原开展地下活动。1939年夏只身潜入商洛胡宗南部，后以三青团身份为掩护，在敌内部活动10年之久。1949年5月在三原县公安处工作。1949年11月调往青海省工作。先后在青海省军管会公安处、公安厅研究室、秘书室、治安处工作。1957年11月至1981年5月在海北州人委办公室、文卫局、农林局、五七干校、州委党校工作。1981年5月在海北州政协工作，先后任秘书长、副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