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最艰苦的年代，也是中共高陵组织最曲折、最复杂、最困难的时期。十年中，中共高陵组织屡遭破坏，又屡次恢复重建并发展壮大，不屈不挠，可歌可泣。高陵人民在党、团员的发动下，开展了三次“交农运动”，沉重打击了反动政府，鼓舞了全县人民革命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为高陵的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西安事变后，高陵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建立学生救国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为党组织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革命力量。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高陵组织在三原中心县委、渭北工委的直接领导下，贯彻中央八七会议和省委9·26会议精神，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组建革命武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交农围城斗争，抗租、抗税、抗粮、抗捐。这一时期中共高陵组织经历了两落两起的曲折发展，白文范、宋林昌等领导人惨遭敌人杀害，壮烈牺牲。但在血雨腥风中，高陵党组织仍坚持斗争，在挫折和斗争中不断探索着、前进着，在高陵的革命斗争史上，书写了不朽的篇章。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时任冯玉祥部暂编第三旅旅长许权中（中共党员）部驻防高陵，高陵的革命形势仍处于高涨阶段，各乡农协组织继续开展活动，党组织仍有所发展。1927 年7月，中共陕甘区委改组为中共陕西省委。次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中共高陵特支改建为中共高陵区委，马文宪任区委书记，白文范任组织委员。区委下设五个支部，党员发展到39人。
1927年11月，中共高陵组织在许权中旅的支持下，开展了对纪桢之的二次斗争，纪桢之被关押在许旅部，后转押在县府监狱。许权中旅调走后，纪桢之的儿子纪伯文通过贿赂县府官吏，纪桢之被释放。鉴于纪桢之父子继续为非作歹，欺压群众，1928年6月，中共高陵组织决定通过县农协发动群众再次清算。端午节晚上，区委书记马文宪带领刘步青、任家琛等农村党员和一些农村武装力量赶往马南村纪桢之家。纪家父子闻讯逃匿，未能抓获。激愤的群众放火烧了纪家后楼。这次清算活动有力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但同时也暴露了地下党组织，遭到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
西南乡五百神团助威
县府内三堂会审恶霸
1927年11月，冯玉祥部暂编第三旅旅长许权中（中共党员）带队驻扎高陵，高陵党组织在许权中的支持下，发动群众开展了对纪桢之的二次斗争，并把纪桢之押在旅部。不久，土匪出身的赵杰山旅也驻防高陵，纪桢之的儿子纪伯文用钱财、烟土贿赂赵杰山，赵杰山以军队不能管民事为借口，要求把纪桢之转押在县政府监狱。之后白文范派桑维藩到西南乡一带的智字中区活动神团（一种民间地方武装）参加斗争。桑维藩接到任务后，立即到神团团长李立生家研究行动计划。最后神团500多人扛着红缨长矛，十分威风地上县城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纪桢之”的口号。队伍从县城北门进去，聚集到县政府门口。县长宋雨村吓得关门不出，派人出来和神团协商，最后同意派十几个代表进去过堂。宋林昌、于廷林等人为代表进去三堂（县政府、许旅、赵旅）会审纪桢之。大堂上，群众代表指着纪桢之脸问：“你为啥种学田地不纳粮？”“华洋义赈款为啥不给群众发放？”……公审人问了几次，纪桢之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于是当场决定，由十几个群众代表每人重打纪桢之20大板，直打得纪桢之鲜血直流，认罪伏法，随即被押到县政府监狱。不久，许旅调离，县政府将纪桢之偷偷放回。
纪伯文勾结反动县长宋雨村，当上了高陵清党委员会委员，乘机进行报复，状告高陵共产党人，残害革命干部和群众。1928年7、8月间，白文范、宋林昌相继被捕，押至西安军法处。11月18日，白、宋一同被害于西安北门外。此后，反动当局继续搜捕中共地下党员，致使中共高陵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党员有的分散隐蔽，大部分失去联系而脱党。党组织陷入瘫痪，被迫停止活动。
1928年7月的一天，国民党高陵县政府和公安局设计以宴请为名，将白文范逮捕。后转押西安。在狱中文范受尽各种酷刑，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党组织和县内进步人士多方组织营救，怎奈纪伯文以巨金行贿，买通军法当局，具保无果。狱中白文范对同押在一个牢房的中共党员王鸿俊（三原县人，中共党员，之前和白文范相识）说：“我已决定一死，我没有出卖组织，没有出卖同志。你如果能出狱，一定要把这事给组织汇报清楚。另外，我妻子有身孕，请告诉她，孩子出生后就起名叫‘白囚’。” 11月18日，白文范和宋林昌一同被害于西安北门外。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军很快占领了沈阳、长春等20多座城市。东北三省及3000多万同胞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日军侵占东北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在三秦大地很快兴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陕西省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在群众中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的宣传，建立反帝运动的群众组织，举行示威游行。在西安上学的高陵学生邢子舟、韩学理、刘侠僧等利用放寒假的机会，与高陵进步学生许宗岳、马怀功、张映涛、王步翰等人在县城开展抗日宣传，组织群众集会，驱逐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王志笃，捣毁了县党部的牌子，查封了县党部的大门，成立了高陵各界抗日委员会。
1928至1930年的陕西关中地区，连续遭受百年罕见的旱灾，庄稼颗粒无收，雪灾、蝗灾、瘟疫相继而至，再加上兵、匪横行，广大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这次灾荒又称“民国十八年年馑”。高陵县也是重灾区。在灾荒中全县饿死6344人，外出逃荒9075人，243户人家绝了户，全县人口减少了15419人，县城南关外的土壕里尸骨累累，人称“万人坑”。1931至1932年，高陵灾情虽有所缓解，但旱灾、瘟疫仍然延续。反动政府不但不加以救济，反而催粮逼款，压榨群众，百姓到了奄奄一息、走投无路的境地。
期间，中共陕西省委提出“抗粮、抗款、抗捐、抗税、抗债”和“要饭吃、要土地、要自由”的战斗口号，要求各县党组织发动农民，开展救灾运动。1932年，张策、韩学理、王晓东、刘侠僧等人，采用“鸡毛传贴”的形式，相继发动了三次轰轰烈烈的交农运动，有力地震摄了国民党当局，迫使高陵县县长李铭山下台，通过交农运动，锻炼了党、团员的革命意志，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为党组织的恢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陕西人把一年中一料未收称为饥年，两料未收称为荒年，连续三料未收称为年馑。而民国十八年年馑是三年六料基本未有收成。有人说是百年一遇，也有人说是三百年一遇。
实际上民国十八年年馑从民国十七年就开始了，据近代大量史志和报刊资料记载，民国17年（1928年）陕西始露旱情，夏季二麦歉收，秋未下种，冬麦亦无透雨下播。民国18年（1929年）全省旱象更加严重，春至秋滴雨未沾，井泉涸竭，泾、渭、汉、褒诸水断流，多年老树大半枯萎，春种愆期，夏季收成不过二成，秋季颗粒未登，饥荒大作，草根、树皮皆不可得，死者日众、殍满道旁、尸腐通衢、流离逃亡，难以数计。据当年9月5日陕西救灾委员会统计，在全省92个县中，发生旱灾的县达91个，除滨渭河各县略见青苗外，余均满目荒凉，尽成不毛之地。在91个灾县中，有特重灾县24个，重灾县27个。全省940余万人口，饿死者达250万人，逃亡者约40万人，有20多万妇女被卖往河南、山西、北平、天津、山东等地。
据当时调查，渭北省西一带人口每县约损40％，乡间房屋约损60％，树木约损70％，农村凄惨不堪。国民政府冯钦哉、孙蔚如的部队入陕后，西路武功、扶风一带士兵回乡探亲，见不到父母、妻子，找不见家里房子，邻里不见者甚多，无不痛哭而归队。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自南京回陕探望，带回20万元现金救济灾民，目睹故里惨状，挥毫赋诗：
迟我遗黎有几何？天饕人虐两难过
河声岳色都非昔，老人关门涕泪多
继旱灾而来的还有蝗灾、瘟疫和兵灾，反动政府不但不加以救济，反而催粮逼款，压榨群众，再加上兵匪横行，百姓到了奄奄一息、走投无路的境地。
高陵县也是重灾区，仅这一年全县（总人口6万多人）在灾荒中就饿死6344人，外出逃荒9075人，243户人家绝了户，全县人口骤减15419人。县城南关外的土壕里尸骨累累，人称“万人坑”。
1931至1932年，高陵县灾情虽有所缓，但仍延续……据《高陵县志》载：民国二十年(1931),九月不雨至第二年二月,麦苗全枯,国民流亡。秋苗出土,蝗虫发生,啮食殆尽。“虎疫”(俗称虎烈拉)流行,死人甚多,及至一村数十人,人不敢外出。民国二十一年(1932), 二月初六晚,降黑霜。六月不雨,麦苗俱枯,秋禾未种。
1932年春夏季，高陵降冰雹，狂风黑霜，中下旬不断，各种禾苗均致干枯，夏收失望，生机已绝，粮价飞涨，流亡他乡之人渐多。
7月上旬，县西南乡群众在张策、王晓东为首等人的发动下，以“鸡毛传贴”方式，发动数千农民到县城交农器。等到县城南门外时已是城门紧闭，愤怒的群众用农具堆起柴堆，火烧城门，遭到县保卫团镇压，炸死一人炸伤多人。
面对流血事件，高陵人民没有屈服。8月，由张策、王步翰等人又再次发起了交农斗争。这次范围扩大到全县各乡，人数激增到两万人。同样采用的是“鸡毛传贴”的方式。这天，数万农民手持杈把、扫帚、锄头、铁锨，肩扛犁、耧、耙等农具，浩浩荡荡从四面八方涌向县城，将县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在群众震耳欲聋的怒吼声中，县长李铭山不得不向群众回话，答应向上呈报，减免粮税，救济百姓，抚恤上次交农运动中被炸伤的农民，他们还从城墙上放下水来让群众解渴。
由于以上这些承诺迟迟未能兑现，11月，以韩学理、韩学英、张策等人为首，又发起第三次交农运动。这次交农以东南乡群众为主，计划打进城去，抄衙门、杀官吏。当近千人的群众队伍带着枪支弹药行至城南杏王村附近时，得知反动当局已从三原调来两连骑兵准备镇压的消息。为了保护广大群众，避免流血事件再次发生，他们果断地取消了围攻县城的行动，立即解散了群众。
《民国十八年》民谣
提起民国十八年，两眼泪水擦不干。
三年六料不收成，官府逼命要粮捐。
饥饿瘟神齐杀生，村村十户九无烟。
遍地白骨都可见，亲人远去不团圆。
仅留残生无路走，手执农具斗县官。
抗粮呼声如雷震，吓得县长心胆寒。
——高陵民间流传的歌谣
1932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派交通员邢子舟来高陵恢复重建党团组织。邢子舟回县后把共青团员张策转为共产党员，并把共青团员王步翰、杨新成、马振海、许宗岳、白文鳌等人的组织关系从三原转到高陵。1933年1月，三原中心县委派全直轩来高陵，将韩学理转为共产党员。韩学理、张策召集党员，在杨新成家里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共高陵党团特别支部，韩学理任书记，张策任组织委员，杨新成任宣传委员。中断了数年之久的党组织得以恢复，革命烽火又在高陵大地重新燃起。
邢子舟（1914-1965），原名邢崇道，高陵县张卜杏王村人。1932年考入西安中山中学，参加学生运动，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学校团支部书记（后担任省委交通员），成为该校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37年2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学习，毕业后回到高陵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秋至1940年夏，任中共临潼县栎阳区区委书记。1941年被调往陕甘宁边区税务局、边区关中分区工作。高陵解放后，任高陵县第一任县长、县游击大队大队长。建国后，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1955年调往北京，先后在国务院出国工人管理局、商业部储运处工作。
邢子舟是抗大第一期学员，是高陵解放后的第一任县长，是高陵比较知名的革命前辈之一。1946年夏季，中原局李先念等几位负责同志由陕南回到陕甘宁边区，需要关中地下党将他们秘密护送过去。当时正是蒋匪发动全面内战的初期，随着中原战局的发展，陕西局势已紧张起来。敌人在陕南地区实行疯狂的“剿匪”，沿南山的各个口子，被封锁得水泄不通，渭河南北部署了数道防线，对边区周围的碉堡封锁，则更是从来未放松过。面对这种情况，在关中地委的安排下，邢子舟参与了这一重要护送任务，他想方设法的找到中共临潼、高陵地下组织，通过建立的统战关系，从高陵与临潼交界的夹滩一带安全护送几位领导同志渡过渭河，顺利抵达延安。
韩学理（1911-1995），又名韩作民，曾化名严一农，高陵县张卜韩家村人。1932年秋加入共青团，曾参与发动了交农运动。193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月组建了中共高陵党团特支，并担任特支书记。同年春任三原心字区秘书、游击队政治指导员。同年8月被捕。1937年春出狱后，被省委派往高陵、临潼巡视工作，并兼任高陵特支书记。1938年，先后在同官（今铜川）、延安中央党校、西北剧团、关中分区工作。1949年高陵解放后，任高陵县第一任县委书记。1949年底，调任泾阳县委书记，后又任咸阳专区地委宣传部长。1953年后，历任西北纺织工业局副局长、党组书记，西北森林工业管理局第一副局长，中国林业部办公厅副主任，内蒙古牙克石栲胶厂厂长，中国林业部西北林业勘察设计院党委书记、院长等职。1979年秋任陕西省林业局副局长。
爱国爱党爱集体神韵不朽
有功有德有美名风范长存
韩学理一生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牢中关押过4年，从未向敌人屈服，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坚强斗士，他两个手腕上入骨的“肉镯子”就是敌人施用重刑后留下的终生印记。他一生三次出任高陵党组织负责人，一次是在轰轰烈烈的高陵交农运动后，一次是在抗日烽火即将燃遍大半个中国之际，第三次是他出任了高陵解放后首任县委书记。他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高陵老一辈革命家。1933年春，时任高陵党团特支书记的韩学理离开高陵，参加了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武装斗争，打土豪、分粮食，反对苛捐杂税。同年秋被敌人逮捕押在西安监狱。狱中，敌人用刺刀戳得他遍体鳞伤，用刀割他的耳朵，手上带着手铐，脚上两副脚镣，关入只能蹲着不能睡躺的牢中，还诱骗他悔过自新。但他却坚贞不屈，同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发动狱友绝食示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释放政治犯，韩学理被陕西当局释放出狱。
1937年春，执教于泾野学园的韩学理再次担任了高陵县党的特支书记。第二年春的泾野学园成了各界、各校学生抗日救亡的集散地、大本营。三原的三中、西安的二中、西安高中、西安女师、竞存中学等校的救亡团体，像潮水一般接踵而来，轮番而去，人数有十几人、几十人、甚至多达100多人，从未间断。
1995年这位84岁高龄的老人故去后，党和各界群众给他的挽联是：“爱国爱党爱集体神韵不朽，有功有德有美名风范长存”。
刘侠僧（1915-2003），又名刘树荃，高陵县张卜夹滩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省委交通员。同年与张策、韩学理等人发动了高陵县交农运动。1933年在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工作。1934年受党组织委派在国民党十七路军做地下工作。1936年参与西安事变军事行动。抗战时期随38军抗击日寇，多次参加重大战役。1944年任38军十七师五十团三营营长。1945年7月参与策划并参加国民党38军十七师起义。解放战争时期随二野刘邓大军参加上党、邯郸等重要战役，南下解放了豫、鄂、陕、渝等广大地区。1948年3月任鄂、豫、陕军区民运部部长兼陕南军区宣传部部长。1949年11月任陕西省军区宣传部部长，解放军第一政治干部学校教育长、副校长，解放军炮兵预备学校校长等职。1955年转业到地方，历任西安市文化局副局长，西安市体委副主任、党组书记，市武术协会主席等职。
杨新成（1914-1940），又名辛程，高陵县张卜吴村杨人。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省立第三中学团支部书记。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和张策等党团员组织参加了高陵县交农运动。1933年1月任高陵特支宣传委员。1933年春夏之交被调往三原县武字区、心字区游击队工作。同年7月回县养病，参加“红色恐怖”冲锋月活动不幸被捕，后被保释。此后在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张汉民警卫团任营、团司书，并兼做教育工作。1935年秋回县在泾野学园任教。1937年春北上寻找党组织，在耀县许权中旅任军需，后经习仲勋介绍到关中分区工作，恢复了组织关系。先后在关中分区、专署、新正县担任秘书、宣传部干事、宣传部负责人、教育科科长等职。期间介绍接收大批高陵县进步青年北上边区投身革命。1940年5月在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中牺牲。